李昀鋆是一位社工博士，同时也是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。从2017年到2018年，历时13个月的田野调查，她访谈了44位年轻人，都在青少年时期或者成年初期经历了父母离世。
随着访谈深入，哀伤显露出真实的面貌：丧亲者既不会节哀，也没有顺变。他们的故事试图回答，在一个避谈生死的社会里，失去父母的哀伤，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样会“过去”？
以下根据李昀鋆口述和她的书《与哀伤共处》整理。
文｜江無 编辑 | 肖晓兆
被剥夺的权利
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哀伤规则，什么时间烧纸，什么时间要哭，都有规定
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为分界线，被清晰地劈开成了两段。那年7月25日，我在学校自习，突然接到电话，我妈中风住院。当我赶到医院，她已送进重症监护病房。四天后，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妈妈。
在外人看来，我正常地继续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学习，考雅思，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生，看起来一如从前。实际上，我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，哀伤仿佛把我困在了巨型透明气球里，气球就那样明晃晃放在马路中央，周围人来人往，但无论我在里面怎样哀痛、发狂，甚至嘶吼，他们都看不见我。
老实说，这是一个自私的研究。我想知道死亡、丧亲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我无法忘记母亲，或是放下她，我只能一辈子躲在没人的地方舔舐伤口吗?我想通过这个研究，给自己找一个答案。
我妈妈的后事，一切发生得很快，很快有人把她拖走。我被推着往前走，好像必须往前走。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可选项，是在病床前跟她再待一会儿，可以多一点告别的时间。
葬礼是在小区里面，办了酒席，很多不认识的亲戚过来。什么时间烧纸，什么时间要哭，都有规定。
从亲人临终到葬礼，事实上，在这样一个被允许、被要求哭泣的场景下，我的研究对象们大多哭不出来——脑子还是懵的，反倒是葬礼结束之后，静下来，回归一个人的节奏里，开始意识到父母去世，那才是真正开始崩溃的时间。
其中一位研究参与者曹先生，23岁，一年半前父亲肝癌晚期去世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我回家见到我爸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我没有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不出来……在穿孝服的时候，我他妈这个时候应该哭的，但我就是哭不出来。我现在都没有想明白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……”
张小姐的父亲两年前，因肺部感染诱发休克离世，她只哭了两分钟。看到已经哭到崩溃的母亲，她做出了“一定要扛住”的决定，压抑着哀伤，不断掐自己。医生见她没有哭，就让她去复印父亲的身份证，办理死亡证明。张小姐用“奇怪”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：一心执行医生的命令，生怕慢了，带来不便。
对张小姐来说，葬礼不仅没有协助宣泄哀伤情绪，反倒成为塑造“隐藏的哀伤”的一个场景和动力。很多年轻人在葬礼的时候，承担起照顾其他家人的责任，也进入一种防御状态，不希望别的亲戚觉得，家里少了一个人，变成了孤儿寡母，好欺负。他们会塑造出“我没事”的坚强形象。
李昀鋆在母亲忌日发的纪念贴。
丧亲心理学泰斗肯尼斯·杰·多卡曾在《被剥夺的哀伤》书中指出，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哀伤规则，包括规定丧亲者应该有怎样的反应、可以哀伤多久等。
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，也存在一套“何谓适宜的哀伤”的评价体系，可能包括：葬礼过后，就差不多可以停止哀伤了，否则是反应过度；个人的哀伤不宜公开表露或与他人讨论；不要哭泣，好好继续生活，这才是你过世父母期待看到的。
丧亲者会关注自己的情绪是否会破坏集体的气氛，倾诉是否会给他人造成困惑，甚至还会反过来安慰他人，并“保证自己会好好地、识相地活下去”。
在家庭里面，规则是“不要再提”，慢慢让它过去，假装一切没有发生过。
褚小姐的家人，共同把父亲离世的消息瞒了她两个月，妈妈、奶奶、伯伯轮番编借口，扛不住了才告知。家里一直是避讳的氛围，母亲只有在哀恸时，“自己觉得不行了”，才愿意跟女儿分享。褚小姐也习得了避讳的态度，在整个访谈里，没有提过“死”这个字一次，却说了77次“事情”，用来代指父亲的离世。
死亡、丧亲、哀伤，在许多丧亲子女的生命经验中，是“不能说出来的字眼”。社会用各种有形的、无形的方式提示，按规则行事，才会得到支持。很多重要的日子，比如毕业、婚礼、父亲节、母亲节，别人都在开心庆祝，年轻子女却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：我没有爸爸了／我没有妈妈了。但它们往往不被当成可以伤心的时刻。
邹女士早年一直遵守这类哀伤规则，在父亲离世后很克制，晚上躺在床上，眼泪才掉下来，母亲甚至把遗物都藏了起来。后来邹女士试图打破规则，想告诉母亲，这些年过得并不好，母亲的答复不是说“噢，我知道你很痛苦”，而是“我比你更痛苦”。
父亲因肺癌去世时，陈小姐尚未大学毕业，但她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母亲的照顾者。在母亲面前“隐藏哀伤”的结果是，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母亲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爸爸走了，你是不是不伤心？”
陈小姐说：“当时（我）就问她（母亲）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你觉得我不伤心，那是我自己故意装出来的。你想要我什么事都不做，也在那里哭？如果我还特别特别伤心，控制不住的话，那我们家到底靠谁？我们家就要这么一摊烂泥一样，就这么下去吗？”
李昀鋆给研究参与者发送春节关心。
同理哀伤无效
他们选择在人群中隐藏哀伤，伪装成像其他人一样
几乎我所有的研究对象，都讲述了一个相似的经验：这份哀伤从未和其他人分享过。他们中绝大部份告诉我，我是世界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听到这些故事的人。周围的人，都以为他们平缓地接受了父母离世的事实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曾尝试向朋友倾诉的人，得到的回应多是负面经验。戚先生主动讲起父亲被人杀害的事，室友的表现却是“不耐烦”，他放弃了再敞开心扉倾诉的想法。郑小姐想跟别人讲，但不知道该跟什么人讲。
三年前，她的母亲因遭遇海难去世，是我第7位研究参与者。她母亲的去世很突然，没有任何缓冲时间，家里第二天就紧锣密鼓筹办葬礼，想要“速战速决”，连挑一张好看遗照的时间都没留给她。接着，亲人们因为经济利益陷入了争吵，年仅19岁的郑小姐，见识了“人可以变得多丑恶”。
和朋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后，有一个同学当着她的面给妈妈打电话，亲密地撒娇，郑小姐“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”。现实里无法倾诉的哀伤，她发到了网络上，让网友“随便同情一下”。她跟我说，“我今天过来也完全是……我也真的很想讲，也不只是想要帮你的什么研究（笑），而是我真的很想讲。”
想倾诉又害怕受伤，我会特别谨慎地分享自己的故事，我和我妈妈，就是很普通的母女关系，但它真的很重要，如果谁轻视了，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回来，像个小刺猬一样保护我的故事。做这个研究之前，我看到过别人在招募丧亲者做研究，就去微博上试探他。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？他说是自己的老师在做，我就失望了，他没有通过我的考察。
李昀鋆把“时间不会疗愈”刻在了iPad上。
如果那位研究者是“同路人”，经历过丧亲的痛苦，也许会珍惜我对母亲的那份珍重。后来我又想到，如果他有丧亲经历，可能也不会对我这个陌生人说。
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，失去父母意味着“劣势”“可怜”和“与其他人不一样”。多数丧亲者选择在人群中隐藏哀伤，伪装成像其他人一样。
水小姐17岁时，父亲在治疗癌症十年后去世了。家里的长辈叮嘱她：不要自己去学校说，家里的依靠不在了，怕被歧视。所有的家庭信息表格里，她在父亲那一栏都填了“退休”，既省去了人际互动的麻烦，也避免勾起难过的记忆，怕改成“病故”，要解释一大圈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如果从头讲起，别人又可能追问，你怎么一开始没写呢？
水小姐的个人信息保密极为谨慎，我曾飞往上海，想当面访谈她，但被拒绝了，只能通过网络。从她的讲述里，除了哀伤故事，我唯一知道的只有她的昵称。
家人和同辈，也会对哀伤表达进行“干涉”。6年前父亲突发心梗去世，孔小姐的母亲会提醒她，在认识新的异性时，不要主动告知父亲已去世，刚开始隐瞒一下比较好，省得被对方直接排除在外。相亲的择偶要求里，常见“不要单亲家庭的”，丧亲会被视为一种劣势。
何小姐一直没办法告诉男朋友自己母亲去世的事，她几乎每天都会梦到被母亲抛弃，或者被迫和母亲分离。因为这些梦，她不想睡觉。她朋友的妈妈，给女儿提出的交友标准，就是不要和任何单亲家庭的孩子做朋友。“当时还是我父母双全的时候，她对我说的这个话，我记到现在。”何小姐在访谈中说，很多家庭都会有这种观点，“所以我就可能有一点点自卑”。
研究参与者们，跟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讲家里的“丑事”，打破规则，其实是在“冒险”。但我想袒露是有意义的，社会应该知道更多关于哀伤的事情。台湾作家苏绚慧在父亲离世后写道：“真正伤害人的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周遭人的态度与反应。”
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一个真相是，我们所有人都将是、正是或曾经是，与哀伤共处的人。
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时的发贴。
一段代码，一块石头
我活着，是为了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
我的研究对象里，陈小姐在街上看到和爸爸身材相似的路人，就像被按了按钮一样哭出来。陶女士则说，没了爸爸就活得很没有滋味，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块空心的木头，漂浮在大海上，飘啊飘啊，到不了岸。比起“强烈的悲伤”，年轻子女更习惯这样描述：“痛苦”“我的心好痛”“特别的疼”“我的心脏就像被石头磨一样”“心碎的感觉”。
尤小姐的母亲在7年前离世，导致她与丈夫离了婚。当时年仅26岁的尤小姐常常半夜哭醒，丈夫起初愿意拥抱她，却没有耐心等她“疗伤”，觉得烦，让她感觉被嫌弃。尤小姐有一种预感：她可能会一直单身下去，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感同身受”。
父母丧失如同一段只出现一次，但会连续运行多次的代码，哀伤的初始循环运行告一段落后，因为主动维持或社会情境的刺激，哀伤又会重新开始运行，甚至陷入无限循环之中，继而形成了一份永不止息的哀伤。
想念甚至会有稳定的周期。张小姐告诉我，在父亲离世后的两年里，她保持着周期性地思念父亲的“惯例”。当哀伤情绪开始减弱，她检查记录时，发现这个周期并没有变化过，仍然是一个月、20天或者半个月左右。
不断突然出现的想念，是丧亲者余生中都要适应的“功课”。潘先生母亲1年半前因为胰腺癌去世，他会突然在吃饭的时候想起来，她爱吃这个菜；会突然在做家务的时候想起来，她曾经告诉过你应该这样做。潘先生讲述说，“它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，开始慢慢地向你涌过来。”
已故的父母仍可能会影响年轻子女的人生选择。周先生的母亲，曾在生前问过他三个问题：未来你会不会养我呢？以后喝酒不喝酒？吸烟不吸烟？虽然第一件无法再完成，他始终记得后两个对母亲的承诺。
24岁的云小姐，母亲10个月前因肺癌去世，外公在电话里对她说，“你可怎么办呀？以后你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了。”云小姐特别愤怒，挂了电话。她讲述说，“我没有觉得我从天上掉到地下，因为我妈已经把她所有能给我的、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。如果他们觉得我没了妈妈就什么都不是了的话，那他们就完全否定了我妈妈教育我的意义。”
对很多人来说，丧亲成为了人生底色，对整个世界的感受、思考，都被这层底色影响着。
我每天都会想妈妈，哪个菜她觉得我爱吃，就会希望我多吃点，好像她没有自己喜欢吃的菜。我读研的时候，做英语助教赚了一点小钱，花一半钱买了三件羽绒服，爸妈和我一人一件，另一半钱给了她，还给她买过一个枕头。妈妈养了我21年，我回报她的，就是一件羽绒服，1000块钱和一个枕头。会想哪怕就再多一点点时间，等到我有收入，但是都没有机会，这种遗憾很深。
我妈妈离开后，我其实没办法再像其他人一样，把一些东西抓得很紧。原本我对这个世界的想法是，人应该经历生老病死，慢慢看着孩子成家立业，80岁才会去世。之前的目标也很简单，好好读书，毕业工作，或许沿着主流路径，进入正常的学术轨道，发表论文，在35岁前找到高校的教职，让妈妈更幸福。
妈妈去世后，工作、金钱、受教育、买房子、养车子，一切都变得虚空。很难找到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。能够在丧亲者痛苦的时候陪伴他们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意义。
李昀鋆演讲，分享如何与哀伤共处。
许多人会觉得，年轻丧亲者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，但参考西方社会的数据推断，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人约占群体总数的3.4%—11%，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稀少。当我问到生命中什么才是重要的？他们的回答是自己、关系、体验人生，以及意义感本身。
25岁的严先生，6年前父亲因脑梗突然去世，他更加看重自己能否变得更强，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。父亲是农民，住进重症监护室，每天花费巨大，远超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，家里坚持了4天，就放弃了。
严先生把父亲死归因为穷，经济上穷，思想上也贫穷，觉得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。头痛时他为了省400多元的检查费，没去做核磁共振。父亲离世后，他申请了出国留学，把努力工作、赚钱视作改变命运的解法。
严先生特别怀念高三时，跟父亲相处的时光，“每周我父亲会给我送生活费，就在那个路口，他推着人力三轮车，脚蹬的那种。他会在那个路口等着我，抽着烟。吃完午饭，我会看见他，父亲会简单地跟我讲几句，然后把钱给我，每次我都会抱着我父亲说，爸，我将来会给你争气的，你相信我……做出许诺之后，看到我爸那种幸福的傻笑，内心会感到很幸福，知道我爸他是相信我的。”
四年前母亲离世后，赵小姐辞掉了护士的工作，没有告诉亲戚朋友，她知道没有人会支持她辞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，离开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。她不愿一眼看到自己20年后的人生，害怕有一天面对自己的死亡，仍然没有“活透”，她学习了语言表达艺术，转行从事学生教育。
“活着”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在高中时，郑小姐曾找班里的同学，一个一个地问，一个回答是：“我活着，是为了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”，她引用它作为自己的答案。
对于许多年轻子女来说，父母离世对意义体系所造成的冲击，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对现有各种意义载体的信心，但是他们不能放手，某种程度上，他们只能让自己相信意义感的存在。
“哀伤就是爱，你爱一个人多久，就会哀伤多久。”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智豪教授说。通过这个研究，我至少肯定了，我不是不正常的，是这个世界给“哀伤”的空间太少太少了。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们，就像在黑夜里行走，不被看见，也看不见同伴，就以为自己是最奇怪的那个人。
研究结束的时候，我的哀伤没有消失，也没有缓解，依然会在不同的情境被触发。整理访谈的同时，我也在整理着我的哀伤。我会告诉我先生，我今天哭了，又想我妈妈了。然后教他：你可以问我，你想到妈妈什么了，为什么会让你哭？
哀伤就像背一块石头，一开始觉得好重，背着它很辛苦。走着走着，重量好像就变轻了，不是石头的重量变了，而是自己更有力量了，就可以把哀伤揣在身上，一直往前走。
（为方便阅读，引用部分有删节。图片由讲述者提供。文中提及的研究参与者为化名，年龄为访谈当时年龄，丧亲时间均以李昀鋆与他们开始哀伤对话的时间为准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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